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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要的老一代革命家几乎翻了一个遍,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

时间:2020-01-06 23:46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研究历史,可以避免被历史文献中表面的封建史观所局限,被不正确的历史记载误导,接受错误的历史观,主要方法除了研究历史人物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外,很重要的就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社会关系。

魏源,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其着作《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史地、政制、风情等情况,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国人了解西方情况具有积极作用。


陈答才教授这部《中共历史人物研究》,收录他三十年来研究中共历史人物有代表性的论文三十多篇。可谓三十年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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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

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重视人物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历史研究离不开人物研究,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是以人物研究为主题。人物研究不能孤立地就人论人,而要考察人物生存的背景与时代,尤其要考察人物的生活经历,尽可能与所研人物对话,这样才能理解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所谓知人论世,亦即知世论人也。

人类社会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历史。所谓“知人论世”,即是强调研究历史人物与研究社会历史,二者密不可分。要了解历史人物,不可不研究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而要真正了解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又不可不研究活动于其间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中国近代以来,杰出人物辈出,演绎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和中共党史。在众多的人物群体中,中共党史人物是一个最为璀燦夺目的群体。

如陈寅恪先生所谓“应具了解之同情”,有云:“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寅恪先生此处虽是就古代哲学史研究而论,其实历史人物研究亦不妨效法。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研究者设身处地,穿越时空,进入所研人物的精神世界,从人物论时代,从时代论人物,人生境遇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浑然天成,历史人物研究自可更进一境。

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幻,宕荡起伏,更为众多的人物提供了指点江山,各领风骚的历史舞台。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人物的研究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人物研究也愈形活跃。这不仅表现为涉及的人物范围广泛,更主要的是表现

今天,加强对他们的研究,不仅是深化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需要,也缘于他们思想、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历史人物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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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固然重在客观、理性分析,但又是与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倾向不可分的

话虽如此说,但要做好历史人物研究其实很不容易。我个人觉得,历史人物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确定性,所谓“盖棺难以论定”。这不是一个简单定性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交往关系、思想源流、内心精神世界等具体史实的描述与解释,以及对其功过是非的整体把握问题。论者或谓不然,君不见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人物,怎能说不确定呢?事实上,历史人物都是复杂多面的,单面相的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难免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为准确认知历史人物的真相增加种种障碍。

陈答才致力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史人物思想生平研究三十年,主要学术成就也在这个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师从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前辈学者彭明教授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了专著《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当时,老一辈革命家研究的专著尚不是很多。后来,他到陕西师大任教后,又撰写出版了《周恩来研究论稿》。

具体而言,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时代变迁的制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物研究也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路径,曾经在革命史视角下,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中的革命派人物被无限拔高,革命的对立面人物则被任意贬低,处于两者之间“灰色地带”的人物则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而边缘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近代化视角的引入,不但开始拨乱反正,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洪秀全与曾国藩在历史研究中的命运,可谓天翻地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洪秀全与曾国藩当然是确定的,但后人对他们的研究与认识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只不过一个显例而已。任何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达到或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最多只是反映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认识水平而已。

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之后,他在这个领域没有止步,而且将研究的对象由周恩来扩大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整个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和其他重要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主要的老一代革命家几乎翻了一个遍”。

其二,是占有资料的有限。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历史人物研究也必须以史料说话。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推进,整理出版了大量晚清历史文献,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影印本《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李鸿章全集》《袁世凯全集》等等,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历史人物研究。不仅如此,其他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也是空前的繁荣。总体而言,晚清历史人物研究可谓具有海量的史料,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历史人物,都不会有现成的全部资料,所谓竭泽而渔只是理想而已。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研究者也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资料开展研究,因而也只能得到某些侧面的认识,而难以把握全体,必然会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发掘而不断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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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个性认知的差异。尽管历史人物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不会自己呈现出来,而必须通过研究者主观认知的途径才能有所呈现。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既要利用既存史料,又深受其个人知识结构、所持立场方法及其所处时代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自不免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同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同一时代的研究者看法也不尽相同。历史人物研究中聚讼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如盲人摸象般仅得一孔之见都不足为怪。

有人问他是什么使他如此执着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他说这是这一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并认为只有在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个体和群体作出准确到位描述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共党史的鸿篇巨制。

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魅力所在

他还说,他是带着感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的。像他这种年龄、经历的人,说是带着感情做这件事,无疑是真实的。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不可知论,而只是表明任何历史人物研究都只是阶段性的有限认识,人物研究永远在路上。比如说,孙中山研究长期以来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显学”,国内外学界有成百上千学者涉足其中,孙中山研究论着成千上万种,但迄今还没有一部被学界普遍公认的《孙中山传》,可为典型的例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人物研究中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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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传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何去何从,国人如何自处,便成为时人思考的沉重话题与必须面对的难题。观望、彷徨、呐喊、奋起、顿挫、再兴……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近代化在经世、洋务、维新、新政与革命的交互递进中艰难前行。我的近着《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一书涉及晚清士子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官僚曾国藩、倭仁、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张人骏、袁世凯及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近代初期传统士人面对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挑战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的心路历程,以及从洋务自强到变法新政时期清政府高层与地方大员面对千古变局的回应。这些研究虽没有使晚清人物应对变局的论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却从不同的角度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大变局中各类人物不同抉择的复杂面相。

《中共历史人物研究》,陈答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12月4日第15版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要杜绝感情因素,这实际上并不客观。研究历史固然重在客观、理性分析,但又是与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倾向不可分的。而且好的史学著作往往是在对历史客观、理性的阐述和分析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鲜明的思想感情倾向的。

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也在作品里掩饰不住他对古希腊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雅典民主精神由衷的礼赞。中国历史上的《史记》等传世的史学著作,更是大都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好恶。

陈答才所研究的中共党史人物群体,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蕴的人物群体,只要是不带偏见,都会自觉坚持和维护历史对他们已有的正确评价。陈答才在研究中鲜明的思想感情倾向,并没有影响他对历史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在动手研究某个人物哪怕是专题性研究的时候,都要通读这个人物的全部著述。

这使他对人物研究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保证自己的研究占有全面而翔实的材料,并根据材料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从而往往对一些重要问题能够形成和提出独到的看法和见解。这一点,对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可谓至关重要。

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两个主要视角

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生平总是多侧面的。这部论文集,从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军事等多方面,分别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生平做了多方面、多视角的深入研究,为拓展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他又以多年对这些人物考察的多重积累,形成了研究这些人物的两个主要视角或主线:

一是这些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系。中共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他们在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都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瞿秋白曾经说他们那一代人是“群流并进”,指的就是他们思想上的这一共性特征。

陈答才抓住这个人物群体的这一共性特征,以此作为主要视角,分别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种种探索、思考及独特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这在今天,不仅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有益工作,而且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工作。

二是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杰出历史人物不仅以其不朽的业绩彪炳于史,而且以其崇高的精神品格垂范于世。他们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同他们的人格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全面真实地描述其思想业绩,还要深入揭示其精神品格特质。这也是一种学术境界。陈答才从开始研究老一辈革命家起,就注重研究人物的精神世界,他是最早响应研究“周恩来精神”的学者之一。

这部论文集里,有多篇论文是比较集中地阐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品格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人物的精神品格,无疑比研究人物的业绩思想要难,陈答才迎难而上,作出了出色的文章。

三十年成一书,反映了陈答才执着的学术追求和突出的学术精进。这部论文集,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可喜可贺的新成果,相信会对中共党史人物和中共党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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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樊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