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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你的名字当场作诗,金庸一定留有锦囊妙计1zplay电竞比分网:

时间:2019-12-13 03:26

南都讯 记者贺蓓 金庸的离世对金庸迷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们在悼念金庸的同时,也在怀念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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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笑傲江湖成绝响,人间再无查大侠

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有许多国际学者在研究,如在俄罗斯有无数关于这方面的专题与文章,西方主要研究偏重在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即作家怎么利用民间文学写自己的作品。在中国这类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是分析民歌对诗人的影响,如汉代乐府,或民歌与词的关系,至于小说与民间文学关系研究的极少。笔者大概只看过一本《蒲松龄与民间文学》而已,但是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与西方的迥异。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教授从小读金庸,是个金庸迷。1994年在中山大学就读民间文学专业研二时出版了《点评金庸》,书中用民间文学的眼光点评了金庸的14部小说。

施爱东与金庸


谈到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要注意两个特点:一、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怎么利用民间文学的作品,母题,形象,语言。二、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作家文学怎么回归到民间,怎么在民间流行,怎么改编,在作家作品基础上怎么产生新的民间口传的作品。当然要注意散文与诗词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不同,据笔者所知中国诗词很少回归到民间,这方面的情况与西方不同:西方诗人写的作品可以流传在民间被编成民歌,与民歌一起流行;中国古典诗词因语言的差别不容易流传到民间,变成民歌也很难。但小说却相反。中国小说通过说书又流入民间,并且不只是通俗小说,一些文言小说亦然,如唐传奇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故事。

施爱东认为,金庸是中国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金庸的离世,代表着一个传统故事时代的结束”。他说,当下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的思维来写小说在现代作家已经很少了。

2007年底我去香港拜会金庸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叮嘱我说,不要跟查先生聊太长时间,因为先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夫人外出时,他还曾突然晕倒在洗手间,幸好老天及时开眼,令先生几分钟后醒来,自己给家人拨通电话,从此家人再也不敢让老爷子一人呆在家里。这则信息令我提心吊胆地为先生的身体状况捏了几年的汗,好在老天眷顾,十年来一直风平浪静,先生也深居简出。

稿件来源:【南方日报】2018-10-31 第A22版 | 作者:毕嘉琪 周豫等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10-31 | 阅读次数:

民间文艺可分为aktive-collective与passive-collective,这是30年代世界有名的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与Peter Bogatyrev教授提出的论点,简单的说民间文学可分为非专业的,如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谜语、笑话等作品,及专业的,不是每个人可以讲或讲唱的,如说书、各种曲艺、皮影戏等等。表演这些作品要有专门的训练,然后才能表演。像说书的从前如果没有师傅传授,无论他有没有天赋,其他说书的根本不会让他上台表演。

施爱东说,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部英雄史诗。“金庸小说是"最中国的",金庸的故事特别具有民间文学的特征,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用史诗传统和民间故事的写法,加上文人的奇特想象,用最雅致的语言,讲述了一系列最通俗、最引人入胜的游侠故事,因此特别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2018年10月30日下午,我在单位开完会打开手机,发现有十几条未读微信,第一条是我的学生杨凡发来的:施老师,你的金庸我心一沉,血往头上狂涌,再点开其他微信,几乎全是向我通报噩耗的。我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终究挣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查先生患有心脏病,能活到94岁已是奇迹,但是突然得到噩耗,心中还是一片茫然,望着远天的落霞,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个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就这样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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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也有一个特点,与其他民族不同。一般一个情节,一个题材可以用许多文体,许多体裁来表现,如笔者从前专门研究的孟姜女故事,那也有民歌,也有传说,也有鼓词,弹词,大鼓,民间戏曲等等。另一个例子是三国人物故事亦然,均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方法。

2008年前施爱东和金庸先生来往较多。“金庸来过两次中山大学,一次是黄树森老师邀请,一次是我邀请的,我现在还保留着不少和他的书信。”他印象里,金庸先生谦谦君子,特别智慧,思维敏捷。施爱东记得一次在中大讲座后,老师学生排队让金庸签名。“他一高兴就会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马上用你的名字写两句诗,当场签了送给你。那么多人排着队,才思多敏捷啊,古代文学的素养特别高”。施爱东记得,金庸的字也写得非常有味道,书法独具一格,“一看就是他的字,别人模仿不来”。

其实我很想对媒体说点什么,但是当记者们谆谆诱导的时候,我却语无伦次,总也说不出他们想要的那些话。金庸太复杂太多面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金庸的理由,但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虽然大家都在引用金庸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人生构想来形容他的离去,但是正如马云说他不在乎赚钱、琼瑶说她只在乎爱情,我们都知道,金庸是不可能悄然离去的。如今这铺天盖地的舆论悼念,肯定早在金庸意料之中。我甚至相信,如果可以自行设计一种离去方式,金庸一定会设计一出迷一样的、令后人争论不休的、奇异的告别情节。

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享年94岁。 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对诸子百家、佛经道藏、诗词歌赋、医卜星象等都了然于胸,笔下文章传统文化交织民族大义。在金庸手上,武侠真正成了中国通俗小说的大类别,“金学”更已成为业内“显学”。 金庸赋予了传统武侠新走向,如今,笑傲江湖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行,但金庸的武侠世界早已留驻在过半数中国的人记忆中,即便岁月更迭、时代变迁,也永不消散。 著名学者冯其庸认为,“金庸的出现,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迹。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新武侠小说开创者” 用雅致的文人笔法,写出通俗的民间故事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因家中藏书丰富,儿时的金庸每天以读书为乐,这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庸小学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失守。那时候,他不得不跟着家人背井离乡,只能靠“战区学生救济金”维持日常生活。 国学大师饶宗颐曾经这么评价金庸:“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巧玲珑。” 1947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业,在《大公报》当电讯翻译。1953年,做新闻的他半路出家,遇见了改变他整个命运的武侠小说。那时,金庸到刚创办不久、隶属《大公报》的《新晚报》做副刊编辑,他开始写影评,同时兼职编剧本。当时的报社急需小说连载,金庸仓促上阵,但却从此成就了自己的不朽成就。《书剑恩仇录》可谓“一文惊天下”,当时金庸基本上每天写一篇,一写就是两年,锋芒直逼梁羽生。《书剑恩仇录》成功之后,在短短的三年内,金庸连续创作了《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一时间风靡全港,和梁羽生、古龙一起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创者”。 直到1972年金庸在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金庸写武侠写了近20年,完成《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总共15部长篇武侠小说,也形成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 “改革开放之初,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是最早引进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地方,后来,武侠小说改变了整个文学的格局”,中山大学教授黄树森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金庸的小说进入内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山大学有一批年轻的学者开始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例如当时还是研究生的刘卫国、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著有《点评金庸》的施爱东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来形容金庸。在他看来,金庸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讲好了“中国故事”,作品中的人物是“最中国的人物”。“在金庸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都凸显了中国人的性格,故事结构和写作手法上又带有民间故事色彩,因此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 创办《明报》投身商海 两次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谈办报思路 金庸一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侠笔”,另一支是写报纸社评的“健笔”。很多人既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也喜欢他犀利的文风社评。 金庸跳出了“作家”这一身份,左手办报纸,右手写小说,把中国古典文化与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 1959年,35岁的金庸用全部稿费积蓄作为本金,投身商海创办《明报》,开始实践心中更大的报人理想,打造他的报业新天地。《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如人意,甚至一度面临倒闭。为了挽救报业,金庸用武侠小说来支撑报社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当时连载的《神雕侠侣》更是风靡全港,让报纸的销量节节上升。 作为老一辈“报人”,金庸对媒体有很深的感情,还曾两次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2007年,金庸还曾亲笔题字:“向南方报业读者问好”。 2003年10月18日金庸受聘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作为“过来人”的他曾勉励年轻记者:“做人要光明磊落,办报要明察是非。” 2007年,金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再次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采访,鹤发童颜的金庸思维敏捷,对答如流。 当记者提问:“学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实用价值呢?”引来金庸反问:“如果人类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情操,我想,这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纵观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陈家洛出身高贵之家,而韦小宝比较寒微,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金庸想赋予读者新的想象力,鼓励读者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针对年轻人的成长,金庸寄语:“学习,当然是学习!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做学问,才能武装自己。其次是学做人,做人很简单,就是要做正直、坦荡的人。” “结缘”广州 与中大学子畅谈“侠道”,作品集独家授权“广州版” 长居香港的金庸与广州也有很深的缘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便多次来广州作学术交流。《金庸全传》的作者、暨南大学教授费勇深刻记得,上世纪90年代,金庸先生一次到广州花园酒店开文学研讨会,那是费勇第一次见到金庸本人。 “我记得那次会场上来的人特别多。1993年我写过一本《金庸传奇》,书中有一句评价写道:‘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过程里,金庸以武侠小说向古典中国作了一次深情的回眸。’没想到,金庸先生竟然在会上表示:‘感谢费勇先生在书中对我的评价’。我当时还不到30岁,感到非常意外,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2001年5月,金庸来中山大学演讲。当天的演讲中,他讲了自己对文学、影视、生活等五个方面的思考,更与师生们展开了一次热烈而精彩的对谈。有学生问他,“写了十几部武侠小说,您认为自己最像哪位大侠?”没想到,金庸竟笑呵呵地答道:“我自己与大侠完全不像。在香港别人叫我‘查大侠’,我认为不是。” 他告诉学生,小说其实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补偿和发泄,“我自己没武功,所以代入小说里去,想像自己有那么厉害,这是一种希望和理想,自己完全不是大侠。”他还坦言,有人批评他的小说太浪漫主义,“武侠本来就是浪漫的,这与其它小说属于不同的两种文体。” 据黄树森回忆,金庸称自己对广州和中山大学的印象很好,认为沙面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写作。为培养中大年轻影视剧编剧,他还提出给中大中文系学生自己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只“收2元、5元也可以考虑”。 金庸与广州的结缘还不仅于此。2001年,金庸将12套作品的出版和销售代理权独家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新版《金庸作品集》。 据广州资深出版人李利回忆,从1999年起广州出版社就多次与金庸接洽,直到2001年终于让版权落地。《金庸作品集》在广东出版后,金庸本人特意来到广州东山广场参与座谈签售会。“当时闻讯而来的观众规模相当大,近1000人涌进现场,金庸先生自己也非常激动,表示广州与香港非常近,能在广东出版满足了他的一大心愿。” 目前,金庸作品的版权由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全权代理,并且相继登陆欧美主流文化市场。继2018年初英国出版了全球首部英文授权本《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后,《射雕英雄传》的法文漫画版相继出版第5本。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等语种的金庸武侠作品出版也在酝酿中。 原文链接:

中国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白话文学。后者即作家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俗文学,为文化水平不怎么高的市民用民间文学形式改写的作品,如先有《三国演义》,然后在《三国演义》基础上写的《三国志鼓词》,三国故事子弟书,大鼓书,《三国志玉玺传》弹词等等说唱文学作品及无数的地方戏。所以可说中国有三个不同的文学传统:高雅,通俗白话作家文学及为了平民编写无名氏的俗文学。三者与民间文学关系不太一样。

过去有句话,“男读金庸,女读琼瑶”。施爱东说,80年代的读书人,男的几乎没有人不看金庸,但现在更多年轻人喜欢玄幻、魔幻等小说。“对金庸的痴迷和不喜欢,可能是划分不同时代读者的一种审美界限。”

金庸是非常在乎读者的,也深谙传播规律,他哪里是个甘心悄然离去的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世俗的男人,面对求取签名的小女生,他会和蔼可亲地看着你,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然后拟两句小诗签给你,把你的身份特征都化在诗中,光凭这一招,他就倾倒了无数铁杆粉丝。金庸的口才并不好,听起来似乎磕磕巴巴,可是一旦整理成文字,却如行云流水,字字珠玑。和金庸在一起聊聊天,你会觉得他是个憨厚的普通长者,可是一拿起笔,谈起政治和历史,他就拉开了天才与凡夫俗子之间不可逾越的天堑差距。

俗文学不只在中国才有,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俄国也有所谓folk book,Volksbücher或日本读本等等。但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不大,时间并不长,大约17世纪产生18世纪末停止。中国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

金庸不仅擅长讲述武侠故事,也擅长经营自己的故事,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金迷们津津乐道的一出人生大戏。用金庸作为关键词去图书馆搜一搜,除了金庸作品,各种《金庸传》《金庸评传》《金庸全传》《金庸新传》《金庸其人》《金庸传奇》《儒侠金庸传》《金庸师承考》《金庸和他的师友们》《金庸和他的家人们》《金庸的婚史与情恋》等,甚至《我与金庸的战争》,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也正是因为他的多情多智、多面多向,以及他的豪侠与圆熟、天才与世俗,才有了他笔下奇诡的江湖世界和丰富的江湖人生。

在这个景况之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变为较复杂,特别是每个时代都各有特色。

金庸自己就是个媒体人,他当然知道媒体想要听到哪些话,也知道读者会喜欢哪些话,他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诉说着对北大的向往,站在浙江大学的讲台上说尽浙大好话,站在中山大学的讲台上表达着对中大的敬重,他还对着我的上千名学生说:你们有这位好老师,应该多学学。把我感动得心花怒放。每一个亲见金庸的人几乎都能从他口中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他在讲台上始终挂着一种标志性的金庸式微笑,能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

如果我们谈到最早的六朝小说,那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也不同。

我在许多场合说过,金庸小说是最中国的。金庸精通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他用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英雄史诗的结构方式来写作武侠小说,将一个个苦难出身的英雄人物投放于险恶的世俗江湖,让他们混迹于市井阶层,经受各种磨难和考验,接受各路传统的熏陶和洗礼,然后爱上一个典型的中国美女,谈着中国式的恋爱,最终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在文言文学方面笔者只能谈谈小说怎么利用民间文学的情节,及其母题。在此举一些例子,如众所周知的《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故事。作者利用非常流行的民间故事情节写成。至于是否把民间故事记录在自己的书,或是改写民间的故事而成则是一个问题。如我们仔细读白水素女故事即可以发现不少与民间故事不同的方法。

金庸对民间文学的喜爱、对市井生活的熟稔、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传统文化的钻研,使之相比其他通俗小说家明显高出一筹,加之身兼文人、报人、商人、政论家的多重身份,他对社会人性的洞察力和思想力,也远胜同侪。

郑振铎曾注意到这个故事与民间故事有关系,写了很短的一篇文章,题为《螺壳中之女郎》,录浙江省永嘉一带流行的故事,他以为:“搜神续记所记载的其故事本身都必定是由一个民间口头传说写来的”。后来在1928年赵景深也写了短文,记录他在清程麟《此中人语》发现的这个故事的异文,根据丁乃通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个故事有许多记载,如查丁乃通索引问世之后的资料,为数可观。可惜笔者手上只有几篇可查,最早的大约是《民俗周刊》1930年107期发表的广东东莞流行的《蚌壳中之女郎》及后年的四川所采录的《渔夫与螺蛳》。这个故事类型在远东其他民族也流行,如苗族《跌耐辣》,或东北沈阳朝鲜族著名故事家金德顺老太太讲的《田螺姑娘》,或是贵州侗族《渔夫与螺蛳》。

金庸曾经有过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把理想情怀融入小说创作,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构筑自己的乌托邦。他说:我希望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出神入化地将民间文学的故事母题、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融入到英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之中,如水中盐、花中蜜,摘叶飞刀、踏雪无痕,深受亿万读者的喜爱。

如果我们把《搜神后记》中白水素女的故事与民间流行的这类型故事比较,可以看到作者怎么改写民间故事。第一,故事年代之确定:民间故事从来没有注明年代,只说“古时”,或“很久很久以前”或完全缺少时间,这是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特点,只有在传说会注明年代,“白水素女”开端说:晋安帝时,即与民间故事不同,或许是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性,作者把民间故事事件设于晋代安帝年间,这是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最大的不同点。第二,是故事地点的确定。一般民间故事的事件发生在某一个地方,平常不说在什么地方。“白水素女”写地点即福州侯官。第三,人间必有名有姓。民间故事一般人物是普通的农民或渔夫等等,有时有很简单的名字:像张三,李四,但常常没有正式的名字,“白水素女”主人翁是“侯官谢端”。《搜神后记》的作者一定利用西晋束皙《发蒙记》的说法,因《初学记》引《发蒙记》记载也说“侯官谢端”。这也是为了加强故事的确实性,特别在赵景深引用清程麟的故事,主人翁也有不是一般的名字叫作卫福。

有时候,我觉得金庸和杨振宁特别像,都是人中龙凤,都在一个独特的领域做出了非凡的成绩,而且都有天才与率性的一面。金庸身上既有萧峰般的胆识与豪气,也有韦小宝般的精明与世故,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处理方式上。金庸小说全集出版之后,无数华人出版公司都在觊觎着他的社论全集。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甚至有些出版公司已经策划好了,只要拿到这些社论版权,马上打造其与鲁迅并驾齐驱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伟大丰碑。可是,金庸始终未松金口,大家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不过,金口未开,并不意味着汪洋不再。金庸一定早有安排,在他身后的某一时刻,后人自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于是,出版界再度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金学旋风。

但是“白水素女”述谢端是孤儿,这是典型的民间故事特征,特别是原始的民间故事的典型,故事人物就是孤儿,特别是最早的日常人物,如在非常原始的台湾原住民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多同情不幸的人,而原始社会最早的不幸的人物是孤儿,后来才有贫富之别。同情穷人,是社会发展以后的事。在现在流行的“田螺姑娘”故事中人物就是孤独的农夫,只有四川省的“金鱼姑娘”故事中渔夫有母亲,但母亲生病了,不能作饭,实际上,这类故事只发生在孤独的人物身上。

然后《搜神后记》的作者必定利用民间故事情节:谢端捡到一个大螺,拿到家里放在瓮中,后来回家已有“饭饮汤火”。与民间故事一样。也描写有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谢端“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这是这类型故事一般的情况。只是少女回答谢端的问题有点奇怪,她说:“我是天汉中〔即天河〕白水素女也”。这也与民间故事不同。素女是道教一个专职的神女,她职司采药,炼丹,养花。这故事结尾说:“今道中素女祠是也”,说明故事中的素女就是道教的神。这个与民间故事不同,金德顺讲的故事中姑娘说,她是龙宫的田螺姑娘。

但是白水素女与道教的黄帝时代的善音乐的神女是否同一人,当然是一个问题,如1994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道教大辞典》把她们分开,一个是黄帝时代的女神,另一个是天河女神,就引“白水素女”故事为例。无论如何“白水素女”是典型的神奇妻子(supernatural wife)的故事。

世界所有的神奇妻子的故事,尤其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妻子因丈夫犯了什么禁忌一定要回天上。这个母题在很原始的故事,如台湾布农族的星与人结婚故事中也有。但是有淡化的形式,丈夫骂她从天上带来的孩子或公公拔掉她种的葫芦,她马上回去天上。在“白水素女”故事中谢端偷看素女的身体,所以她不能留,但是同意留自己的壳,“以贮米谷,常可不之”,这也是典型民间故事的母题,神人给主人翁神奇宝物。这故事的结尾又是传说性的,谢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这又与民间故事完全不同。这很像传记或一些历史传说,可见作者利用民间故事情节,很可能采用上提的《发蒙记》简略的记载改成较有趣的故事,把民间故事情节放在历史传说框子中,因为开端与结尾完全与民间故事不同。有的学者,如天津李剑国教授以为“现在民间还有田螺姑娘故事,也正由“白水素女”演变而来”。笔者不同意他的意见,民间流行的民间故事并不是从书上来的,并不是从《搜神后记》演变的,完全相反,晋代作者利用民间故事情节是为了写短的志怪小说。以中国传统的概念,以书本为主,从书流传到民间,这不是全世界民间文学的演变方式。

是作家利用民间故事,而非民间故事从书演变而来。19世纪西方不少学者以为民间文学作品是下到民间的贵族人的文学家的作品,但这个看法早被抛弃了,可以说现在民间流行的田螺姑娘故事是从古代口传的田螺姑娘故事演变来的,绝非从《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演变的。特别是这类型故事情节也流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如贵州侗族《渔郎与螺蛳》或湖南湘西苗族《跌耐辣》故事中,可以说是中国流行的故事情节,常与其他情节合并,如美女之图类型故事。

上面已说过民间故事一般述说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女人以后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在“白水素女”故事及其他古代较原始的故事中大概都是因为丈夫犯了什么禁忌使然。但在后期的故事中有各种恶力,如在四川汉族故事中一个乌脸汉子即龙宫的乌鱼精要拉走金鱼姑娘,但在朝鲜族金德顺讲的故事中是国王或皇帝要抢穷人的美媳妇,这一定是封建社会情况的影响。

当然六朝小说用的民间故事情节并不多,较多的是用各种民间文学母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早已编了一部《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可以参考。

至于唐代传奇也应该说传奇的作家也是利用民间故事的情节与个别母题来创作。如闻名的《捕江总白猿传》。野兽抢美女的故事在许多民族都有,大概是较原始的情节,笔者可以提供自己采录的台湾赛德克《熊与美女》的故事作说明。有一只熊抢了一个美丽姑娘,但是好像不是为了当作“妻子”,而为了吃她的脑子,虽然讲故事的两个老人说的不完全一样,但故事中有一个不大明显的细节:熊脱掉姑娘的衣服,抓她乳房,但没有跟她交媾,把她挂在树上,去寻找石头要打碎她的脑袋。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东北松花江上的赫哲族民间故事中也有黑熊抢走一个姑娘来与他同居。过许多年她生了女孩子。有一天他的兄弟找到她,把她与女孩儿带回家。这样的故事在西伯利亚各民族很流行。

野兽窃女人的故事定是较原始的,后来变为野兽精窃取小姐的故事。在Aarne-Thompson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是301类型,题为“三个被窃的公主”,叙述一个monster窃取三个公主,英雄与他的同伴去找她们,英雄下到地府,用在地府得到的宝剑杀死妖怪救出公主们等等,丁乃通在他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也有301类型,举许多例子。

《白猿传》作者也利用这类型故事情节来写作。

现在我们试试分析《白猿传》。第一猴子抢女人的故事在中国早就有了,西汉焦氏《易林》或晋张华《博物志》都有记载,《搜神记》也有,但《白猿传》作者一定利用他听到的民间故事,但与《搜神后记》作者相同改变情节,他也把民间故事情节改成传说式的传奇,也放在时间的与地点的框子中,说事情发生于梁大同年末,即6世纪40年代,地名也是中国南部地名桂林,长乐,不是民间故事中的某一个地方;人物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把民间故事情节贴在历史人物——欧阳洵的父亲欧阳纥上。如果我们把这个传奇与中国流行的抢姑娘的故事比较一下,得知:故事中窃取的不是人家的妻子,而是未婚的姑娘,在民间故事学中这个故事类型称为“从天空掉下来了一只旧花鞋”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捡到这一只花鞋之后,故事的人物,一般是捡柴的穷年轻人去寻找被妖怪抢走的公主或员外的女儿。在《白猿传》也说:“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但是因为传奇描写的情况不同,盗窃者也不是飞在天空的大鹰或妖怪,所以花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民间故事中捡鞋之后的人物开始寻找这个他从未谋面的姑娘,但是在传奇中,则是丈夫捡到妻子的一只鞋。

在民间故事中男主角下到一个很深的洞,一看正是遭抢去的姑娘在那里。而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山洞就是另一个世界,等于地府入口。此与世界许多民族民间故事相同。在传奇中丈夫得过一条河才能达到白猿住的地方,在世界民间故事中一条河比喻两个不同的世界,亦即我们的世界与他界的边界。特别是丈夫看到一座石门,一般石门就是石洞的门。在民间故事中主角一进门,看到躺在石床上受伤或睡着的盗窃者,以及姑娘立在旁边。在传奇小说中丈夫看到许多女人,而躺在床上的不是妖怪而是他那生病的妻子,从传奇情节逻辑来看这没有什么情节发展的意义,大概是一般民间故事情况的变形。

在这类型的民间故事中,主人翁不知道怎么杀死妖怪,但是被抢走的姑娘会告诉他妖怪受损伤的地方在哪里,或只有用妖怪自己的宝剑才可以杀死他等等。在《白猿传》也是这样,作者利用民间故事的母题(St.Thompson,Motif-Index.K2213.4.1):女人们对欧阳纥说:白猿“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当然因为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只有一个被掠夺的姑娘,所以她自己告诉主人翁怎么杀掠夺者,在传奇的情况比较复杂。

《白猿传》还叙述欧阳纥要预备,带来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这与这类型的民间故事不同。故事中不要给掠夺者什么酒与吃的,但很可能这样的细节也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目前可见中国汉族民间故事中笔者并未发现如此叙述者。但我搜集的台湾原住民巨人故事中常常叙述人类要杀一个有力的巨人,先要给他喝很多的酒,然后才有办法绑住他,杀死他。

至于临死的白猿说什么话,在民间故事完全没有提及。可以说传奇的结尾与民间故事完全不同。故事中主人翁救出被抢走的姑娘之后并不是马上带她回家,因为故事中还有所谓假人物,假人物把姑娘从很深的洞拉出来,把油口再用石板填好,自己才带姑娘到他父亲处想与她结婚。后来救命的英雄也来到姑娘那里,拿出姑娘送给他的标记,如手镯等,证明他是真的英雄,在《白猿传》里没有假人物,因为寻找的不是未婚姑娘而是欧阳纥的妻子,所以作者不能用民间故事的情节最后一段,即救出姑娘之后的主人翁受过许多波折以后才可以结婚。

临死时,白猿告诉欧阳纥:“尔妇已孕。”这当然在这类型民间故事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较原始的野兽抢走姑娘的故事,也有叙述被窃的女人生了孩子,当姑娘的兄弟找到她时,杀死熊之后,把她与孩子带回家里,这个孩子一般有父亲的一些特征,或外貌一些特征如牙齿,眼睛等,或超人的力气。

《白猿传》也叙述,“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即孩子相貌很像白猿,因为在中国以文为主,最器重的是文学与书上的智识而非武力,所以描述欧阳纥之妻生的儿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当然我们不能说《白猿传》的无名作者用什么中国民间故事来创作传奇小说,但无疑他应用了许多民间故事的情节单元及模式。

众所周知,后来不少作家写类似的传奇小说或话本,如明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特别引用民间故事的母题,如被窃去的女性不是什么人的妻子,而是未婚的十七岁的姑娘,失女的父亲“设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愿以家财一半给之,并以女事之’”,即将女儿嫁给营救者。这是神奇故事典型的功能(function),V.Propp教授《民间故事形态学》第九个功能第四个行为“灾祸通造”。

根据《民间故事形态学》神奇神事中的第十五个功能,第六行为“循血迹而行”。如主人翁善骑射的李生射箭射中了妖怪即一只老猕猴,后来顺其血迹去找妖怪之地等。后来娶他救的三女。这个传奇也只用这类型民间故事前一半,也无假人物及主人翁的许多波折。神奇民间故事以结婚为止,有时结婚之后主人翁处死假人物,在“申阳洞记”还加一句模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及同类的故事;主人翁李生想去申阳洞那里,但找不到路。

明代话本小说中也有这个情节,如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个话本的作者一定利用瞿佑的传奇,因为也写关于申阳洞中的猿精,可以说话本作者用民间故事情节的方法与传奇大同小异,也把事件固定历史时间,但因为许多话本是宋代的作品,所以事情发生在徽宗宣和三年,地点也是真实的,是广东南雄县的梅岭,话本中主人翁陈辛是一个孤儿,因述“父母早亡”,这是民间故事的特点,但在这个话本因为讲的一个已婚人的故事,没什么作用,不是孤独人的故事。当然话本小说有不少与民间故事及这类型的传奇小说不同的细节,如白申公开设一个商客店,招客人过夜,借店中一宿的陈巡检因夜里起一阵风,她的妻子即不见了,店房也不见了,可见许多民族民间故事中什么怪事或杀人罪都发生在客店里。

因为话本的思想目的与民间故事及传奇小说不同,所以故事情节变形很大,民间故事与传奇均显示出英雄的力量,他如何用神剑与魔力智识并得力于妻子或被抢走姑娘的帮助而杀死妖精,并救出女人。在话本不同,主人翁陈巡检没有马上去找遗失的妻子,却于红莲寺长老之处,得知他的妻子在白猿精那里,长老帮助陈巡检与妻子见面。在故事中或传奇小说中女人告诉主人翁妖精的受损伤之处,在话本这个母题变形了,可以说淡化了,宗教化了,妻子告诉丈夫白猿精只怕紫阳真君,意思只有道教真人可以征服妖精。可见话本与民间故事、传奇小说不同。目的是显示宗教的威力,特别是道教的威力。

17世纪凌濛初又利用这个情节写了一篇拟话本《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但他要显现的不是道教的威力而是佛教的观音菩萨的威力。妖精窃取姑娘故事的情节变化较大。虽然与民间故事同,妖精窃取一个年轻的姑娘,却不是官人的妻子,也没有人去寻找她,没有到下面地府,杀死妖精,而因为姑娘及其父母天天拜观音,而起了一阵风,姑娘昏了,醒来后一看,猿精都已被杀掉,后来一位书生上山看到洞口坐几个女人,他想起看过的榜文,写著失踪的姑娘。这也是民间故事的母题,但在故事中宣布灾祸之后,主人翁去找姑娘。在这篇话本中书生看到姑娘之后,才想起他看过的榜文。由于榜文上写父母要把女儿嫁给找到她的人,当他们想把女儿嫁给书生时,他却拒绝,这与民间故事完全相反的情况,包涵人间的复杂性。后来父母告到知县,知县力劝他迎娶这位姑娘。新郎新娘才去感谢观音菩萨。

这两个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细节:陈巡检之妻子与被掠夺的姑娘均不同意当妖精的“妻子”,话本强调女人们的坚强性,她们的贞操,这也与民间故事不同,原始的民间故事中野兽窃取姑娘,与她同居,通常后来她会生孩子。在较发达民族民间故事中这一点没有被强调,但是大概姑娘已成了妖精之“妻”。这两篇话本小说却强调女人的坚贞,大概与话本小说的宗教思想有关,特别是凌濛初话本中姑娘的出生也与观音有关。

总的来说,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都用民间故事情节,但都删去民间故事情节的第二条线,即英雄杀妖精之后发生的各种波折,也缺故事中的假人物,许多民间故事的母题也变形,或只有一个小线索,如凌濛初话本中没有从空中掉下来的花鞋情节单元,但还是提到了花鞋。当姑娘在绣花鞋时,看到了两只蝴蝶,便去捕蝴蝶。忽然蝴蝶变大了,把她带走,可见凌濛初提到花鞋也不是偶然的。

当然在其他话本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利用民间文学情节或母题的例子,如用白蛇传传说改变话本等等,但是在这个演讲中无法仔细分析。

谈起章回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其中有几个特点。中国没有叙事诗,但可以说说话人讲的历史故事,谓“讲史”代替其他民族的叙事诗(epic,epic poetry),当然讲史与民间叙事诗或史诗也不尽相同。但是宋代讲史,后来基于讲史所写的平话如《三国志平话》等,或编纂的杂剧及明清演义小说都具有史诗的一些特征,亦用了一些史诗的母题。

至于怎么用,用多少,怎么改写这个有趣的问题,却是相当缺乏注意的,据我的研究,在中国口传的民间传说已有许多史诗的母题,当然也有民间故事的母题,有的时候也用一些神话的母题。

章回小说常常描述英雄的出世,也利用一些神话的情节。如《说岳全传》第一、二回中叙述岳飞出世。描述方法用民间神话及史诗的模式,是神话母题之一的感生或奇生。晚期的史诗中却常常被淡化、变形。如在较原始的关公出世传说中,他是龙血变的,在清代俗文学作品,如在广东木鱼书《新编关公出世南音》中关羽是因罪下凡,“受凡间之苦痛”的西海老龙。但在清代道教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中这个母题完全淡化,关公不是龙血变的,也不是下凡的一条龙,只是母亲生他那一夜有一条龙绕飞在他父母房顶上。在信佛教的民族史诗中主人翁常常是转世投胎。在许多较晚期的民间史诗或民间故事中奇生母题被变形、淡化,变成年老的父母无子,他们去拜拜,之后年纪大的妻子生了孩子成了将来的勇士。

现在看一看《说岳全传》,本书也叙述岳姓夫妻许多年生不了孩子,妻子去南海普陀进香求嗣,果然菩萨灵验,妻子回来就怀孕了。如我们查查《宋史·岳飞传》得知小说写的与历史书不完全同。《宋史》叙述岳家“世力农”,而在小说中岳飞之父亲是员外,即中国民间故事中通常描写的人物。岳飞传也没有说妻子四十几岁才生了孩子,小说用民间文学的模式。小说中没有说清楚岳飞是投胎的,但上面描述如来佛的护法大神大鹏金翅明王要下凡投胎,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就不见了,看到这陈搏老祖变做一个年老道士,去到岳家,岳家隔天就生了孩子,道士给孩子取各,名飞,表字鹏举。在《宋史·岳飞传》中这个母题完全淡化了,叙述“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这很像道教书上的关羽传说中母亲生孩子那一夜有一条龙飞在屋顶上。

除了英雄奇生的母题,《说岳全传》还利用世界各地流行的洪水神话母题。这个神话有两个情节模式:一个描述世界洪水,另一个描述一个地区的洪水。最普遍的情节如下:上帝或神要惩罚人类闹洪水,有天神,或神仙预先告诉虔诚的人要准备箱子,或葫芦或其他可以漂浮的器具,以避洪水,结果其他人都淹死,只有一家或兄妹没有淹死。《说岳全传》也利用这个情节模式,但描写的是一个地方型的,自然的洪水,可见作家也利用《宋史·岳飞传》的说法,因为《宋史》写:“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很可能这也是根据传说写的。

在小说中道士预先告诉岳飞的父亲说,三天后有洪水,妻子要抱孩子坐在大花缸内方保得性命。很明显是利用洪水神话情节单元,因为描述不是世界性洪水,所以没有说人类都淹死了,只描述父亲被淹死了,但根据《宋史》父亲并没有被淹死。

民间史诗中仔细描述英雄儿童时期,大半强调他的神力,把他描写成很淘气的,常与其他小朋友打架的孩子。中国以文为尚,所以一定描述岳飞怎么读书,但又崇尚允文允武,因此也描述他怎么学武艺,可说《宋史·岳飞传》也是根据民间传说,如:“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但因为按照中国规定将来的英雄应该是孝子,所以作家把英雄的“淘气”删去,又把他们的朋友写成很淘气,将来变成岳飞的义弟,战友。

《说岳全传》中也有一些其他民间史诗母题,如择马,在各族史诗叙述英雄择马时,他不要马夫给他介绍的马,定要一匹很怪的马,很脏的马,无人降得住它。有时马自己叫一声,好像给英雄作一个信号,有“我在这里等你”之意。这样的情况在俄罗斯勇士歌,或高加索亚美尼亚史诗曾描述,此与《说岳全传》同。县官命马夫挑马,但岳飞均不接受,“忽听隔壁马嘶声”,马上说他要这匹马。上海说书的王雄飞说曹操把赤兔马送给关羽那一段,描写完全相同,不知是利用民间传说或模仿《说岳全传》。

除了战马之外民间史诗特别仔细描述英雄的武器,一般说武器是从另一个世界得到的,武器具有魔力,像马一样只属于这个英雄,如宁夏一个故事家告诉我关公用的青龙刀其他人不能用,因为杀不了人。在《说岳全传》中记载岳飞的沥泉洞得“沥泉神矛”,他杀一条巨蛇,“手中拿的那蛇尾,却是一条丈八长的醮金枪”,众所周知丈八蛇矛是《三国演义》张飞的矛,在《说岳全传》中岳飞与一条蛇斗争,也是史诗典型的母题。蛇居洞中,在中国民间文学及小说中“洞”也替代另一个世界,或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从洞居的蛇拿到神矛,就是世界史诗从另一个世界得到神奇武器,如在民间传说中薛仁贵也在洞中得到他的宝剑。但在这里被杀的蛇变成蛇矛,这个与民间流行的张飞蛇矛传说相同,很可能《说岳全传》作者利用了张飞传说。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小说中描写包公出世。最早的石玉昆民间艺人的唱本《龙图耳录》及以后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都描写包公出生,也写的相同。包员外的妻子周氏年过四旬,忽然怀孕了,生了一位公子。如果我们查《宋史·包拯传》,并没有这样的说法,特别在《龙图耳录》及其他两种小说中述:周氏生孩子之时他的父亲梦中看到一个怪物,“头生角,青脸红发,眦牙瞪眼,左手拿著一个金锭,右手执著一管朱笔,跳著舞竟奔前来”。这里要谈有关两个民间文学的母题:母亲老了生孩子及奇生前的预兆。第一个母题我们可以在各族史诗、传说及民间故事发现,这是感生母题后期的变形,上面已经说过,民间史诗或传说与民间故事中奇生母题通常淡化,变成年老的父母无子,他们去崇拜,之后妻子怀孕了,生了不平常的孩子。在《龙图耳录》这个淡化的母题又变形,周氏并不是老了而没有孩子,她已有两个大孩子,也有孙子。《宋史·包拯传》没提到包公的大哥与二哥,但是在小说情节他们两个及他们的妻子都有一定的角色。《龙图耳录》中的包员外与周氏并不去拜拜求子,却是完全相反,包员外知道妻子怀孕了后很不高兴,因为,“夫妻皆是将近五旬,已有两个儿子,并且娶妻生子……再者,安人偌大年纪,今又生产,身体未免受伤”。这个与民间故事或史诗完全不同,但是无疑是民间文学母题变形。

谈到奇生之前预兆,要注明这也是原始感生母题后期的变形,没有感生而有什么预兆,特别是梦中预兆。

此与《说岳全传》中的大鹏投生不同,没有青脸红发的怪物投生,只梦中现示而已,是生伟大的人之预兆。因为包员外以为这个孩子出生是不吉利的,所以决定把孩子装入茶叶篓子拿到锦屏山扔到一坑深草中,这也是很像古老的神话中弃婴的母题,如《诗经·生民》述姜嫄弃婴儿隘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小婴即后来的后稷。这与古罗马建城者Romulus and Remus孪生子相同,他们被弃,后来有一只母狼与一只啄木鸟喂养他们。姜嫄弃子的神话,在中国有各种解释,笔者以为动物或鸟保护喂养神话人物,很可能与图腾思维有关系。)。

在《龙图耳录》及后来的两种小说中包员外的大儿子包海“刚要撂出小孩时,只见草丛中绿光一闪,原来有一只猛虎蹲伏,眼光四射”。包公小说中没有写老虎保护喂养小婴儿,只说包海见到猛虎,便抛弃婴儿跑走了,老虎没有吃小婴,好像保护他,因为二哥包山来看“只见一片深草,足有一尺多厚。上面爬一个黑漆漆、赤条条的小儿”。深草倒在地下,那大概老虎不只没有吃了小婴儿,还给他铺“床”,可说是保护母题的淡化。

上面分析的故事与19世纪民间艺人石玉昆名字有关,但是在明代已有不少述包公故事话本小说,元代中也有十多种包公戏,在地方戏及乾隆十八年(1753)出版的《包公全传》述文曲星投胎包家,所以四十多岁的包员外妻子王氏生了一个“铁面削肩十分古怪的孩子”,文曲星即文昌星,主司文运。《水浒传》引首已把文曲星与包公联起来了述,“文曲星乃是南卫开封府至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定与英雄本是天上的星下凡的普遍有关。《水浒传》只有这一句话,但在《包公全传》述的较仔细,玉帝想派文曲星与武曲星下凡,辅宋真宗,命令金星同城隍送他下凡,后来述的与《龙图耳录》大意同:包员外见古怪,命令将之淹死。他后来被拯救,成人,请先生为他取名文拯,十三进孝,十五中进士。这样的出生与儿童时期描写,便是用民间文学的模式。虽然每个作品描写的不一样,但是却有奇生的母题,但是在较晚期的变形的形式中,《包公全传》中用天上的星下凡投生,在《龙图耳录》及后来的《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中又有淡化的形式,没有说明小婴儿是魁星下凡投生,而只有梦幻。

《龙图耳录》等小说描写包公的儿童时代之时也用民间叙事诗的模式。如许多民族史诗的英雄不识其父,因出世之时父亲并不在,或死亡了,或打仗去了,或写小孩子在树林中被喂养长大的,不知自己的父母。在《龙图耳录》写:“他从小至今,活了七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皆哭丧着小脸,不言不语”,这也很像民间史诗英雄儿童时代描写:孩子成长的非常快,反之,或是非常慢,如俄罗斯民间勇士歌中,大英雄Ija Muromets到33岁还不能下床,不能走路。或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到七八岁还不会说话,开始说话之后孩子却长大得非常快,上面已提及“宋史”中岳飞长的非常快,《龙图耳录》写包公孩子学的非常快,“聪明过人”,据《包公全传》15岁中进士,《宋史·包拯传》中写“始举进士”,并没有说15岁的孩子可以中进士,定是利用民间文学描写的方法。

史诗与民间故事里人物特征不仅表现在包公的形象上,如我们看看其他《三侠五义》中的英雄,也可以发现,史诗中的勇士都具有不可战胜和无需加以解释去创立功勋的愿望,他们狂暴而急躁,这就能理解机警的义士“锦毛鼠”白玉堂的形象了,白玉堂从未见过住在京城外号叫“御猫”的一位侠客,他对御猫并非怀有仇恨,但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白玉堂总想去伤害和战胜御猫,想以此在周围人的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威信引用民间文学的母题、情节模式、描写的方法。

以上都证明章回小说描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多半利用民间文学的母题,但问题在于利用的多不多。如我们从民间传说中的史诗母题来看,发现利用的并不多,如三国传说中也有英雄奇生,但罗贯中不用,英雄儿童时代也不用,英雄首次功绩罗贯中只写一句话,如描述关羽写:“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而已。张飞的首次功绩同样不提,桃园结义的描写也简单化了,删去了结拜之前的量力或打架。但传说中的鲁莽勇士却与谋士诸葛亮对应的情节,在演义被保存,虽然比传说淡化了。择马的母题也完全不同,刀枪不入也不用。罗贯中从民间文学借用青龙刀或蛇矛的名称,但没有说是神刀或神矛来源。可见演义作者利用民间史诗的母题很有限。其原因在于罗贯中写历史演义,把历史事件与民间讲史和平话合并,大概不用那些他所知道的民间传说的说法。

上面已提到研究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要谈文学作品即小说怎么又回流到民间,亦即说书艺人怎么把小说改成讲唱文学作品,笔者在拙著《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已谈过,证明说书艺人以小说为底本,较少用民间传说的母题或情节单元。他们把小说描写的各种行为分成最小的动作,并把小说中的小事改编成一个小情节,如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描述诸葛亮看周瑜的病,周瑜“忽然倒下,口吐鲜血,不省人事……慌心差人申报吴侯,一面求医治病”,“求医治病”四个字早期的明版《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没有,是17世纪毛宗岗补的,但在说书艺人的创作中,如扬州康重华或苏州唐耿良或陆耀良都改编这一个场面,仔细描写怎么派人求军医,几个军医怎么去到周瑜那里,怎么按脉等等。

说书艺人与戏曲演员最大的差别,是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人物的动作,而说书人要用语言描写所有的人物动作,使听众脑子中有同样的图景。康重华学说书时父亲每次问他,“你看得见吗?”当然,其理在此。说书的增加了细节的描绘,如小说中描述孔明草船借箭有一千五百字,扬州评书有一万字。增加细节的描绘亦展现迷人的风俗画面和幽默小品等。

改变小说情节,民间艺人重新创造。但每次、每个作品大概都不一样,如据我所看的材料《三国演义》改的不多,增加的新情节也较少,而《水浒传》则不然,如扬州王派《水浒》、《武松十回》或《宋江十回》等篇幅比原著还大,新的小情节很多。

说书艺人重新塑造原著中人物形象,也插入新的人物,当然不是主要的人物,如扬州袁阔成说《三国演义》时加上诸葛亮黄夫人,在《三国演义》中未提诸葛亮夫人,但在民间流行许多诸葛亮夫人的传说常利用民间故事神奇妻子的母题,说孔明羽扇是夫人送的,或木马是黄夫人发明的,每次均说夫人比孔明聪明。

除了说书艺人讲小说之外,再来谈到流行在民间与小说有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既不是民间故事,也不是传说,是小说的复述,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但我能提到我自己1954年在中亚采录的白袍薛仁贵故事,是一个集体农庄的52岁的马车夫马五林先生用甘肃话讲的。他从来未见过汉字,村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汉字。故事定是口传的。马氏讲的故事大部分适合《薛仁贵征东》章回小说,但也有一些出入,如小说第三回叙述薛仁贵把所有的钱花在学武术、雇师傅。在口传故事中他养许多酒友,但把钱花光了,酒友也不理会他了。小说中叙述他请舅舅帮忙,但舅舅不愿意帮忙,他想自杀,后来有一个王货郎救他,与马五林讲述相同,但是口传的故事中也有民间故事的影响,如小说中提到了一件神衫,是刘员外在市场买的,在口传故事中这件衬衫称火龙缎,说是皇帝送给刘员外的。火龙缎大约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火龙单或火龙衫的变形。在小说中受难的薛仁贵所遇见的是程咬金武将,在口传故事中却是遇见包文正,即宋代的包公。由此可以理解因为在民间文学中帮助受委屈的人是清官包公。

口传故事结尾肯定是受了民间故事结局的影响。像民间故事薛仁贵战败敌人成皇帝,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薛仁贵征东》,但是可见在一百年前离开甘肃省与中国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的、且不识汉字的中亚东干人至今仍保留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其中也流行章回小说的复述。在中国大陆如在宁夏我也碰见过会讲三国演义的农民,不是专业的说书艺人。有的是会看书的人,也很清楚哪些故事与小说全同,哪些没有。当然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是复杂而多样性的,在短文章中无法全部分析。

但是笔者可以在此作一个初步的结论:第一,中国文言小说,如六朝志怪及唐宋明清传奇与笔记小说中有不少民间故事情节与民间文学的母题,被作家改变写成小说。第二,明清话本与章回小说也利用民间故事的情节和神话与传说的情节单元,但也用民间史诗(epic)的母题,但是被利用的没有民间传说那么多。第三,章回小说的归流传到民间,也影响民间文学口头传统,在民间说书艺人创作中这些作品又被加工,而变成口头的作品,又影响民间讲的故事。总而言之,自民间经过文人改写,然后,这些作品又归到民间。通过民间艺人的创作,它们又下到非专业的passiv-collective创作。这样的情况世界文学中比较少见,但研究中国文学史一定要注意。